“唱只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她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是解放后，在我们医学生中很流行的歌曲。尤其是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失去了母亲，当时我12岁，失去母亲的孩子像棵草，家中没有温暖。从此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我的书。我的愿望是“自力更生”。1948年我考入大学时，是一个头脑简单、淳朴的孩子。革命的歌声唤醒了我，医学院来了党的领导宣讲革命的道理，党员同志帮助我们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带领我们走到街头、商铺，民间宣传党的政策，我参加了共青团学习小组，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努力学习医学知识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我的头脑豁然开朗，逐渐从狭窄的个人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1951年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在这种蓬勃向上的氛围中成长成熟。1954年我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1960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努力学习，踏实工作，时刻牢记“我是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记得在1969年7月29日夜（文革时期）院内造反派两派斗争，请来了外单位的工人参战，结果把整个医院打得一塌糊涂。7月30日（星期日）我习惯地到病房看病儿，走到乌龙潭桥上，只见医院大门口站着两个彪形大汉手握长矛，我想到病房中的病儿和两位夜班同志，我勇敢地向大门走去，顺利进入病房，远远听见病房中一片小儿啼哭声，走进病房见夜班何丽春医师和邓薇护士，坚守在岗位上，我便和她俩商量，医院已空无一人，各部门都关门走人了，我和何医师分别将各病房患儿的门诊病历上简要的记录了病儿的病情，诊断，治疗和药物，重病者嘱到他院继续治疗。邓薇帮着解释和具体操作，不到一小时把所有病儿送离医院，帐也不结了，我们将病房所有门窗电器都关上，匆匆离院回家，回顾这事，我为什么有勇气冲进医院，三人有条不紊的处理病人，就因为党在我心中，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第二件事是1984年的一天，尹立乔院长找我谈话，“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儿科系主任”第二天红头文件下来了。我当时很胆怯，就去找颜老请教，颜老和颜悦色的对我说“办儿科系和第二附院都是党的事业，系主任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你主要抓儿科系的教学，把儿科系教研室建立起来，把儿科系学生培养好。要团结，要负责，不要脱离临床。二附院是以儿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医院，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儿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基地，由院长负责，要把它管理好。”为此，1984年我们儿科医生共24人从一附院儿科调到二附院，还有内、外、妇、放射、中医科各调去一位学科带头人。另由学院党委指定三位院长（其中一位儿科医生）。我和同事们恪守已责，颜老的话牢记心中，踏踏实实做好教学工作，努力培养好儿科医生。2008年毕业20年的儿科系学生回母校相聚，我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聚会，我很激动，离别20年的年轻学子，长大了，成熟了。有当上院长的，有儿科主任的，或某儿科专业的主任的，都是各单位的栋梁了。我从内心发出了“儿科系学生都是金子，放到哪里都发光”的呼声。现实证明我们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亦心安了。
1993年我退休时被返聘了2年，1996年的我患了脑梗，致半身不遂，在我的老师、同学、同事们、朋友和家人的关爱中逃过一劫，但从此离开了儿科的业务工作，感叹对儿科事业无能为力了。可是我仍关心着学校儿科事业的兴衰，每当闻到学校儿科兴旺发展则喜，儿科低落消沉则忧，也会有感而发，有时说的话会不合时宜，实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有时会想：“不合时宜”是自己老了吗？时代发展飞快，跟不上形势变化吗？此时此刻我仍然记住党的教导:“要说真话，办实事。”问心无愧，党在我心中不会变。
陈士垣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