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
1943年冬天，我在家乡扬中参加了新四军，被分在丹北大队当战士，丹北大队对外称苏南五分区警卫连，当时只有两个排，我被分在2排4班。99人转战于武进、丹阳、镇江、扬中等5个县，新老洲是99人的根据地。丹北大队在对日伪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已成了一个团，1946年底改变成野战军。
日本鬼子投降后，全国人民指望“和平”了。蒋介石国名党军却挑起了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军被迫自卫。我先后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
就在南麻临朐战役中，我身负重伤。民工同志经过8天的行军，把我送到华东军区后勤卫生队总院三分院九所治伤。九所约30个工作人员，包括上至所长下至卫生员、洗衣员及炊事员，收容了300多伤员。每到一个村庄，工作人员住公房，伤员住老百姓房子，每户住3-5人。17个伤势最重的伤员，住的是公房。伤员伤口痛，一夜到天亮叫个不停。我是最重的一个，住特别病房，先后做了五次手术，每次都是用一个铅丝罩蒙上纱布，套在我嘴上，麻醉人员数数，要我跟着一起数：开始，1,2,3,4,5……我忍到耳鸣，脑子要爆炸，轰隆一声，再也不知道了。麻醉成功了，手术开始，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次负伤，我失去了一条腿，野战医院的同志千方百计救了我的命。当时医疗设备很差，什么输血、输液、量血压都没有。手术室就在老百姓家里。用白布把天花板和墙壁贴起来，就算手术室了。由于手术过程中伤了我的神经，痛得要命，整天整夜痛着叫着，一天昏迷七八次，真累死我了。 睡觉，眼睛一闭，残肢痛得我跳起来。有一次卫生员麦林同志正在和我闲谈，我突然昏迷过去，牙关紧闭，但神志清楚，别人讲话我听到，就是自己讲不出话来。这时医务人员才发现我患了破伤风，立即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每支约两块银元，每一个半小时打一针。闹钟放在我床边，时间由我的通讯员小王掌握，时间一到小王就去喊卫生员来给我打针。连续打了72小时，大剂量破伤风抗毒素用上，使我得救了。我整整痛了60尽夜，也苦了通讯员小王同志。他是在我刚到后方医院时，团政治处来看我时带来的。他整整陪了我60天，他是很辛苦的。我已经瘦的不成样子了。有一次我和小王到老百姓家借个镜子给我照一照，我拿着镜子一照，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24岁的青年竟像80岁老头子。体重更不用谈了。有一次我要小便，民夫担架组长梁玉孟把我当小孩抱在手里把尿，由此可知我的体重了。
我在医院治伤，各级领导对我很关心。病重期间，三分院陈院长、肖政委医务处主任每隔一天来看我一次，九所领导每天来看一次。指导员陶杰和行政所长是我的同乡，都是扬中县人。我对陶说，我可能回不去了，希望你回去告诉我父母，要他们不要哭，不要难过。我还请他帮我照顾父母，把我家庭地址、父母姓名都告诉他，请他记牢。陶笑着对我说，不会死。三个月后我才逐渐好起来，学着举双拐活动。这时陶杰又来看我，对我说当时你确实危险，给你买了一口大棺材放在山脚下，你去看看吧。我举着双拐到山脚下看到两口棺材，另一口是陶长法同志的。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死，就给其他同志用上了。
国民党军对伤病医院也不放过，经常去追击我们医院。重伤员每人固定一副担架，5个民夫。抬我的民夫小组组长叫梁玉孟，是山东省海阳县留格区人，他在东北当过伪军营长。日寇投降前，他带了数十个人和几十支短枪向我方起义，以后回老家种田，表现进步，在村里还加入共产党。他当担架组长真没有话说。有一天下暴雨，沙河水涨得很快，漩涡大。河石又有两里多宽，过沙河十分困难。他每走一步都提醒大家要当心。在前面的一副担架，连伤员带弹夹都被浪卷走了，抢也来不及。我这副担架安全地过了沙河，担架员行军时就抬我，住下来就照顾我的生活，连小王6个人照顾我。民夫为活跃政治生活，还积极排演剧目给伤员看。他们背着我去看，看完了又背回来，他们就是这样不顾自己的安危，不辞辛苦地照顾着，使我从九死一生活过来了。我终身不忘将我从死亡线上救治回来的同志们！
王忠
2011年3月